在中国做斗士的仁人志士，历来基本上变成了鲁迅小说《药》中的夏瑜，不光被敌人迫害致死还会遭到百姓卖其血，是没有好下场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原因说来是很简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老奸巨滑、非常自私、非常奴性，这些国民劣根性都是历代统治阶级用愚民的文化制度所培养的，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为之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重道统轻法统的社会，在此种社会环境里生存实在不容易，一个人在吃了亏没有司法维权的情况下，不培养老奸巨滑、自私和奴性的品质，是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的。中国人所谓的“满嘴仁义道德，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听话听反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看破世事惊破胆，伤透人情寒透心。”，“谗人高升，贤士无名。”，“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理无钱衙门莫进”，“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候。”等等之类的实用哲学，都是在说明这些道理。　　

在这种文化制度下，中国人历代自然而然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猜疑、讲礼不讲理、窝里斗、摆阔、爱面子不要脸、狡猾、自私、奴性、畏天命、畏大人等等劣根性。至于畏圣人，中国人向来是嘴上说的，尤其在当道的士人阶层和统治阶层，在实际行动里他们像求神拜佛一样只求实利用途不会求圣人所谓的道德修养，那些道德修养只是极少数懂得知德合一的文人用来修身养性的学问，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圣人只是他们招摇撞骗的幌子罢了。　　

这样一来，在中国社会里便自然而然形成了官本位、依附权势、讲关系不讲理、弄虚作假和爱面子不要脸之类的特殊国情。　　

在这种国情里，好人是被人们视为傻瓜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斗士是被人们孤立的（谗人高升，贤士无名）。　　

好人那套独善其身的清高德行，在人与人的交往尤其是当代很势利的（嫌贫爱富）环境里，只能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里的穷日子。有人说这种穷日子也能过得安乐，但我在现实中却发现过这种生活的人，无论他是好人还是懒人基本上不如一条宠物狗让人瞧得起，不知道这安乐生活还能从何而来呢？！　　

那些经常把所谓的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文人们，也未见有几个是真正独善其身的。比如钱穆和郭沫若之类的文人，他们满嘴仁义道德的学问，可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很“滋润”，并不干净，尤其是当代的中国文人更加伪善无耻。有些文人索性赤裸裸地媚俗——回避本来就没有的崇高以当流氓为荣；有些没胆量当流氓的文人则像爱讲“学问”与“德行”的钱穆一样，踏踏实实地做拍主子马屁的马屁精。记得李敖在《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里引用了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大家看钱穆这个宣讲儒家文化的学问和德性的学者是如何歌颂独夫蒋介石的：“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这种言论用李敖的话来说是：“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榜样‘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中国文人大都求学的目的是光宗耀祖。什么是光宗耀祖？在现实中老百姓的看法就是成为有权有势有所谓功名的大人。这种为了光宗耀祖而求学的文人们，是深知历代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而求学者）基本上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不仅会受到敌人的迫害还会受到百姓和亲朋好友的抛弃与嘲笑。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就像某著名的中国导演说的：“当斗士是很痛苦的而且还没有人理……大家都在变，我只是跟着大家走。”这个著名的中国导演自从改变自己以往拍非主流电影的方向改拍国产大片后，便名利双收了，百姓见他如众星拱月，无不艳羡。他似乎已经过上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天堂生活，只是唯一的缺憾是他从此再也没有拍出一部有价值的影片。我想他也许是不在乎了，因为拍有价值的影片不仅老百姓不捧场，而且还会受到某些人的打压，而现在拍些娱乐大众的国产大片不仅有市场而且还能得到某些人的赏识。　　

我问你们，你们憎恨不憎恨这个变质的导演？　　

我告诉你们，我憎恨。当然憎恨了，面对骗子没有不憎恨的道理。但我同时也认识到在当今这种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里，我们是没有资格怪罪那些变质的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也是人并不是什么有神通的神仙。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血肉亲情，全中国的人民怎么能这么恬不知耻地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知识分子的头上呢，军人、商人、工人、农民、官员等等中国人哪个没有责任维护国家正义的责任，都有。　　

我觉得要想根除国家的非正义事情和国民性的假恶丑劣根，还得靠千千万万的国人都向正义和真善美看齐，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见贤思齐”、“除恶扬善”，做到既重道统也重法统，认清假恶丑的毒害，齐心协力向假恶丑做斗争，才是解决国家非正义事情和追求人生真善美问题的根本之道。否则，我们谁也没有资格怪罪谁，一块下地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