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靠什么战胜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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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8 13:34:48


 

  如今,上海人偷倒垃圾,最高可罚2万。

  时过境迁,曾经上海市偷倒垃圾的模样尚且历历在目。

  两年前,无锡市检察院把上海市杨浦区市容管理局告上了法庭。起因是后者委托的垃圾处理公司将1670吨垃圾偷运并倾倒在无锡。跨省起诉兄弟省份行政部门,在中国实属罕见。法庭判决由垃圾倾倒人全额承担赔偿。

  这不是上海第一次“出口”垃圾。更著名的当属太湖西山岛事件,2万吨上海垃圾被偷运、倾倒在苏州太湖,最后也闹上了法庭。

  邻避主义(nimbyism)是个颇有意思的词,由英国环境大臣雷德利在1980年杜撰,词根取自not in my backyard的首字母——是啊,垃圾是要处理的,但是不能在我家后院。

  上海也是邻避主义的受害者。

  2016年12月,水面寒风刺骨,货船鲁济宁货4155与长虹机568,关闭照明,潜行到长江口,趁着夜色将来自嘉兴海宁和海盐的万吨垃圾倒在了长江口。伴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垃圾轰隆坠江,江面泛起令人作呕的水花藏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

  历经潮起潮落,一些垃圾漂浮在水面,一些被冲上岸,还有一些永远沉入江底。事发地正是2000多万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水源所在。

  这愈发频繁的跨省倾倒垃圾的背后,是中国各个城市垃圾处理能力的枯竭。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报告,上海市生活垃圾本应于2015年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处理能力达到3.34万吨/日。但是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市的实际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只有2.4万吨/日。垃圾问题,日积月累,缺口巨大。

  曾经,填埋是处理垃圾最主要的途径。根据新京报的调查,2009年,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垃圾填埋每年占用土地500亩,几乎要消耗掉两个小村庄。尽管如此,依旧很多垃圾无地可埋,堆在一边等待处理。王久良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周边凌乱的垃圾场,大家惊讶地发现,垃圾就是北京的七环。
 

 

  十年前,为了突围垃圾围城,主政者为提出了突围方式,一个字——烧。

  焚烧垃圾益处明显。一来,经过焚烧垃圾占用的空间会减少50%到80%;二来,焚烧过程可以发电,变废为宝。

  焚烧垃圾危险也很突出,除了恶臭,焚烧过程会产生大量二噁英。二噁英作为一级致癌物,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对生殖、免疫、内分泌系统都有强致癌性。

  不烧,是垃圾围城。烧,是健康风险。各方力量迅速分化成“主烧派”和“反烧派”两大阵营。

  距今整整十年,这一场烧不烧垃圾的大讨论,为十年后的中国垃圾埋下丰富的暗线和伏笔。

  一

  由于民众谈垃圾焚烧而色变,焚烧厂的选址成了官民对话的大问题。

  “散步”是广州人的发明。当得知番禺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数百居民相约散步至市政府,以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

  几乎是同一时间,江苏吴江、北京阿苏卫、北京六里屯、南京天井洼、上海江桥、杭州中泰,都引发了焚烧厂附近居民的激烈反对。

  主烧派很是委屈,垃圾处理迫在眉睫,而焚烧技术明明安全可控,在世界范围内焚烧已经成为处理垃圾的主流方式。被频繁举例的有,台湾焚烧厂可以在烟囱高处喝咖啡,首尔和东京的垃圾焚烧厂都在市中心。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作为撮尔小国,土地稀缺,举国垃圾全靠焚烧,目前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焚烧厂。

  描绘中垃圾焚烧厂俨然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浪漫画卷,既然如此,焚烧厂选址为何屡屡受阻?主烧派看来,无非是媒体无序,民风无知。

  民众的恐慌和不信任从何而来呢?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行业标准低,且执行不到位。尽管主烧派信心满满,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值可以达标,但是和国际比较,其制定的标准明显偏低。陶光远在2014年做过量化统计,中国多项排放标准是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数倍。其中氯化氢一项,海口市垃圾焚烧厂和上海市江桥垃圾焚烧厂的实际排放值是德国纽伦堡的100多倍。

  第二,操作不透明。比如,流程要求的公示制度。阿苏卫焚烧厂选址周边居民本来并不知道建厂的消息,有人无意间路过社区所属的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政府,才看到大厅里贴着的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原来一共就贴了三个地方,而媒体公示刊登在《昌平周刊》——一份居民买不到的周刊。环评的反馈期只有10天[1]。

  想必,只要消息没有走漏,部门结论就是“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是啊,没来的请举手。

  政府遮遮掩掩,自然更加剧居民怀疑。垃圾行业本就水深,从垃圾厂兴建、设备采购、垃圾倒卖,每个环节都有人可以赚钱。利益纠葛复杂,涉及利益输送的怀疑多有实锤。比如在番禺事件里,广州市副秘书长的弟弟和儿子都在垃圾厂任职。如此重要的利益纠葛,不说清楚,百姓自然不会放过。再比如,在嘉兴垃圾倾倒上海水源地的事件中,海宁市与海盐县市容部门分别为垃圾处理给出价格263元/吨与277元/吨,但是负责最终环节的运送船只收到每吨40元-60元的报酬。其中,时任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的苏建良收受了20元/吨的回扣,事后被纪委调查。此外,还有两位当地人士一同分享30元/吨的好处费[2]。

  指望这个体系守护标准?不可能。垃圾危机首先是信任危机。好比同一时间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因为我国的乳制品标准不严格,而是因为执行不到位,体系内的人钻空子,但是代价却是普通孩子的健康。

  不仅如此,在那场著名的辩论中,主烧派战将的漏洞被一一揪出。

  居民区和焚烧厂之间的距离应该多远,才是安全的?日本是1.5公里,国家环保局的技术原则是1000米,但是2007年北京市出台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却只有300米。由于六里屯距离最近的宿舍区约500米,因此很容易让人觉得安全标准是为了六里屯项目“量身定做”。

  主烧派代表聂永丰回应,不用纠结300米,按照现行技术水平,即使与人群距离只有十几米,也是安全的。

  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被认为是“主烧派”中的权威,为北京制定三百米焚烧距离标准的北大教授刘阳生、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徐海云都曾是聂永丰的学生。

  《南方周末》抽丝剥茧,做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垃圾“主烧派”:专家还是商人?》,直指辩论当中的学术费解和利益悬疑。曾经对垃圾焚烧立场保守的聂永丰,在2000年,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以此为分水岭,其学术观点发生180度大转弯,从此开始大力鼓吹垃圾焚烧。往后,日积月累最终坐拥25项专利(绝大部分都与垃圾焚烧有关)的聂永丰作为主烧派的立场更加坚定。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其商人身份讳莫如深,而是常年扮演成一个中立研究者,参与民众咨询和政策建言。

  南周的报道很是犀利,连同那个“广州垃圾处理,政府问计于民”的时代,最终,又随着焚烧的熊熊大火化为粉尘,随风飘逝。

  如今,这样抽丝剥茧的报道没有了。

  这样的讨论也没有了。

  二

  在技术层面上,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可以克服。

  大量生成二噁英的温度区间在360℃-820℃之间。在成熟的“3T”(turbulence、temperature、time)技术中,保持焚烧炉内温度大于850度,并控制烟气在炉内停留2秒以上,即可使二噁英得到完全分解。在此基础上,配合半干式反应塔系统、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器,单位二噁英的排放可以控制在国际标准的0.1纳克以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

  不过,垃圾处理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信任问题——如何让民众充分信任,并且自发参与到这个系统中来?

  让民众信任系统,接受垃圾焚烧厂,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宝岛台湾那座可以坐在烟囱高处喝咖啡的垃圾焚烧厂,光环评就做了整整5年,贯穿其中的是政府、意见领袖和民众间反复的质疑、对话和沟通。

  一个评了5年才闯关成功的垃圾焚烧厂,对于风驰电掣的中国大陆来说,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盲目照搬,只会牺牲经济增速、生活质量,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按下了“垃圾焚烧”这个葫芦,浮起了“跨省偷倒垃圾”这个瓢,就是一项明证。

  如同,台湾年轻人反对核电打出的标语“用爱发电”。令人“感觉良好”的东西,不一定可以解决真切的问题。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反烧派赢得了争论,但是主烧派却赢得了现实。

  伴随争论渐渐散去,曾经舆论风暴中心的垃圾焚烧厂走出了意想不到的结局。遭遇长达四年持续“反焚”抗议的北京六里屯焚烧厂明确表示不建了。这当中,与其说是民众的诉求赢得了庙堂的认可,不如说是因为海淀区垃圾压力得到了化解。而后者得益于距离六里屯五十公里的门头沟区鲁家山焚烧发电厂项目顺利开展。说是“鲁家山焚烧发电厂”其实并不准确,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首钢生物质动力项目”,尽管它确实是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吸取前人的教训后,项目开展神速,且异常低调。奠基仪式前,几乎没有传出任何风声,流程上需要的80多个章在3个月内迅速盖完。政府的报告上写着“该项目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和鲁家山一样,还有距离六里屯以西20公里的海淀区苏家坨项目。它也有一个颇具技巧的名字———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项目[3]。

  也许正如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所言:你们当市长,同样要发展垃圾焚烧。

  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能人酷吏和清流嘴炮,何者才是中国前进所需要的?

  三

  成为能吏还是成为嘴炮,既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历史进程。

  面对垃圾围城,反烧派也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只是囿于当时的条件,难以成行。不过十年之后,天地已然换了乾坤。

  和垃圾焚烧不同,垃圾分类天然的政治正确,任何反对它的人都难免深陷道德洼地。

  十年来,凡是提及中国的垃圾困境,从政府内参、新闻报道,到民间巷议、学生考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熟谙地补充一句“民众缺乏垃圾分类意识”。

  去年11月,领导人在上海鼓励道,“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随后的推进可谓雷厉风行,上海两个月后就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

  尽管在应然性上存在天然的优势,但是垃圾分类在效率和执行层面也有着很多值得被探讨的内容。比如,分工产生效率是常识,那么以每户家庭抽出时间精力分类垃圾的模式,是否比原来的分类系统更有效率?比如,运输环节,根据垃圾分类先行国家的经验,垃圾分类后垃圾运输成本会大规模上升,那么前端垃圾分类后后端是否有足够专业的运输来保证垃圾分类的成果?

  十年,改变了很多。十年前,那场“烧不烧垃圾”的大讨论,民众针对自己看不见的区域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监督。十年后,民众只管分类,对于那些自己看不见的环节,没有意愿讨论,更愿意选择相信政府。

  十年,也没变。和十年前“烧不烧”一样,垃圾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信任问题。只有在试点推广全国的过程中,发扬协商精神,充分解释民众的疑虑,才能真正调动市民行动力。这样,在前期高强度的监督和引导过后,好的政策会成为常态,主动执行下去。

  衣公子常叹息,为什么中国的公共厕所总是那么脏?或者什么时候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可以得到遏制?伴随祖国的强大,国家将有更多精力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进步。在运动式的推进之外,为将来的变革,探寻一个更稳健更长远的模式,才是真的进步。

  上下齐心,方得始终。

  文章来源:虎嗅网;作者:衣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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